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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乙铮:思念社运失败后下狱的年轻人

   练乙铮:思念社运失败后下狱的年轻人

2012年至今,香港人抗拒中国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涌现出三个波峯,第一个是反国教反洗脑运动,第二个是雨伞佔领,第三个是鱼蛋革命,主要参与者都是年轻人。这三波运动,饱含分水岭意义,即从香港民间本来单纯要求政制民主改革的运动,发展出根植本土意识的自决和独立运动。具体而言,三波运动多以失败告终,还有其他因政权反扑而导致的连带损失,代价非常大,但改变了一整代本地年轻人对香港现状和前途的看法,这个影响非常深刻。

国际上,以亿计的主流媒体阅读者自此知道香港出现了分离主义,知道大多数的香港年轻人、也不只是年轻人,都认为Hong Kong is not China,港、中应该彻底区隔。中国的统治集团本身,也把这个变化看成出现了港独,与其他存在已久的四独等量齐观。换句话说,西藏、新疆、内蒙、台湾,再加上今天的香港,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核心领土即大约所谓的「本部十八行省」以外、边域上的一整个「五独离心圈」。这是自1792年乾隆皇帝完成他的「十全武功」即以暴力为扩张手段的那个统一大业以来都未有过的。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19、20世纪之交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指的是,昨天乃至更久远发生的事,和今天发生的事相比,枝叶不同,却往往无本质分别;信手拿来,儘管未必一一与当下事对应,然鉴古亦可以知今。故社运出现三波峯及其后的失败,令我想起1898年春夏之间发生在中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及其终结篇即戊戌政变。

戊戌维新,是中华帝国晚清衰落不堪的年代裏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一场全方位改革自救运动。按其主要参与者例如梁启超等人的立场而言,维新就是要恢复中华帝国在百年前盛世裏的那种地位,至少足以和其他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平起平坐,继续在各自历史定义的地缘政治範围裏称霸。从今天的人权和民族平等价值观衡量,这目的并不崇高,但因为参与者提出的手段或是开明君主立宪、或是最终建立以选举为基础的三权分立制,所以至少是我们感情上会认可的一个运动。更所以,当读到戊戌政变史里后党保守势力全面反扑、无情打压帝党那一段之时,物伤其类,我们也会寄予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1898年9月,慈禧策动政变,囚禁光绪,尽废新政,大举抓捕维新派,为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日本;六君子火速问斩(不经审判),六人当中,包括康有为之弟康有溥;余的抄家、下狱;丢官者不计其数。康有溥非核心成员,问斩的理由是「弟抵兄罪」。大家可以想像,当时的维新派,上上下下损失惨重,群众四散,倖存者不也是进入深度集体抑郁吗?

同年11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出版《戊戌政变记》,是研究该段历史的一种最重要一手文献,值得对历史有兴趣的年轻人阅读。为此,我抄录卷一的头一段给大家看:

「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信哉!盲乎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政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自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支那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釐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按:《周易》第四十九卦是「革」卦,卦辞有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既上,皇上嘉许,命阁臣钞录副本三分,以一分呈西后,以一分留乾清宫南窓以备乙览,以一分发各省督抚会讥。康有为之初承宸眷,实自此始,时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也。」

这不是要提示香港人再寄望康梁那种由上而下改革路,而是让大家留意这部历史文献裏很多可资参考的材料。例如,引文中所说「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其实就相当于伞佔之后的「落区工作、深耕密植」。做这种事有效吗?看来是有的。文献卷八记载了南方的一些情况:「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民智骤开,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着者,其数不可算计。」这显然就是我们说的「遍地开花」,而当年竟也是大量出现在年轻的「三无」群组裏!

社运三波峯遥相对应

戊戌变法并不是晚清第一轮改革;此前已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高官提倡过以「中体西用」为主旨的洋务运动。相比,康梁等以布衣之身提出全面的、包含政制改革的维新运动,就显得十分激进,因而受到保守派的更猛烈攻击。对此,梁启超在卷三花了几页纸驳斥:「辨曰:支那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他详尽分析洋务派在各个环节小修小补割裂来做,不仅无济于事,还往往导致问题恶化,因此他说「练兵不如不练」、「开矿不如不开」,通商、外交、办学堂等,有比没有更糟糕。「要之,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然而,全面改革的维新运动也失败了,而且败得比洋务运动更惨烈,于是逼出了后来更激烈的辛亥革命,而康梁师徒俩也因此分道扬镳,梁启超最后放弃支持帝制,投向革命共和。

这一笔历史三部曲,和香港的社运遥相对应。温和民主改革30年无成,出现了激进泛民,却一样于事无补,于是有2012年以来的社运三波峯,引出自决、港独。

社运三波峯,特别是鱼革之后,大批年轻社运骨干和积极参与者繫狱,不少失掉工作机会,少数流亡海外,群众溃散,社运人陷集体抑郁。这个状况,也许未如戊戌政变之后那幺凄惨,但至少可以一一比拟,阅读《戊戌政变记》因此饶有意义。怎样读最好?19世纪哲人艾默生曾经说过,所有的经典,其有价值处,仅在于后来者能够「创造性地阅读」,从中得到有益今世的启发。这点我在去年11月15日的《苹果日报》文章〈论香港人的文化独立〉裏提到过。具体而言,历史有其提示,但也有其默然处,后者往往更值得留意。我提三点给大家参考:

一、戊戌政变之后12年,旧政权就覆亡了。这是历史的明确提示之一。不过,中华帝国并不因此消失,更没有民主化,今天中土政权镇压之力,与当年的清朝比,不遑多让。民主问无期,周边民族解放独立也谈何容易。这是历史的默然。所以,我们今天在香港思考社运,要作极长期打算。

二、戊戌变法十足十和理非非,政权镇压却是十分的暴力。后来成功推翻清政权的,却是包含大量暴力的辛亥民主革命。这裏,历史对暴力和非暴力的提示暗晦不明,因为后来的更糟糕的革命,是更暴力的。今天,我们也在讨论社运的手段,是和理非非的好,还是勇武的对,历史却大体默然。事实是,在今天香港,勇武的代价很大,但不是没有可观回报,上面已经分析过。不过,香港的运动,还远没有条件持久勇武,只能去到边沿,适可而止。今后长时期裏最大量争取民主、筹划自决乃至传播独立的工作,都可以而且有必要是和平的。然而,一些民主人士从道德层面批判勇武,却有问题。不只辛亥是暴力,五四学生火烧赵家楼是暴力,美国革命也是暴力,中华帝国的建国神话──汤武革命──汤伐桀、武王伐纣,更加是暴力。孟子说:「闻诛一夫纣,未闻弒君。」但说到底,诛和弒一样,都是暴力。民主派反对勇武的理由,便是去到绝对,也应该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权宜。历史的提示,未超越这说法。

三、一场革命失败了,总有受难者和出亡者之分;中国的戊戌、辛亥,欧洲的1848、1917等,一律如是。马克思、列宁、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黄兴等,都曾经是亡命之徒;毛泽东躲到井冈山、延安,也应该算半个。反对革命的人多半会作离间之言,耻笑出亡者。然而,历史却明示,经过一段时期的蛰伏,出亡者后来对革命的贡献往往更大,留得青山在之故也;康有为和康有溥之间、孙文和秋瑾之间、毛泽东和瞿秋白之间,这一点都很清楚。

「低潮」不过是种错觉

大难当前,所有的进步派别,包括泛民主派和泛本土派,都或者可以找到整合的基础。认真阅读历史,诚实吸取教训,庶几可以开出新局。这也许是大家纪念在狱中受刑或海外流放的先行者最好的做法。

我选择了一首英诗给大家读,也献给各个在狱中、在流亡的受难者。作者是美国黑人诗人Langston Hughes,题为Montage of a Dream Deferred:

What happens to a dream deferred?
Does it dry up
Like a raisin in the sun?
Or fester like a sore—
And then run?
Does it stink like rotten meat?
Or crust and sugar over—
Like a syrupy sweet?
Maybe it just sags
Like a heavy load.
Or does it explode?

诗作于1951年,大约十年之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终于爆发得轰轰烈烈。

在香港,三波社运的种籽已经埋下,大家可能看不见。群众四散了,但其实「低潮」只是一种错觉;梦想并未消失,在一个不知年的春天裏,种籽会发芽,梦就会成真。此期间,运动的精英要捱得过最寂寞的日子,这个最寂寞的日子也应该是他们最忙碌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