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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信行:慈悲当真没有敌人?《社企是门好生意?》推荐序

   陈信行:慈悲当真没有敌人?《社企是门好生意?》推荐序已经红了一阵子的「社会企业」,其宣称想要解决的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大多数时候,通常不被认为是「企业」该做的事。这些问题固然千头万绪,但是,在当时世界各地通行的各种政治思潮的主流想法中,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倒是单纯:这些都是国家应该负责的公共事务。

在这些思潮中,举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住房交通与水电等基础设施、农业改良工业提升等技术辅导、扶贫救济等社会扶助措施,理论上都是一个良善而有能力的政府服务于人民的职能。

如何打造这样的政府?如何让它发挥这些为人民服务的职能?从哪里取得公共支出的财源来支持这些职能?这些是政治问题,需要公共讨论、公共决策。至于私人企业,它们的责任与功能应该仅仅是在政府制订的法规框架之下,尽力牟其私利,倘若市场运作良好,它们的牟利行为会恰好服务消费者的需要,仅此而已。毕竟,私有企业的自由市场运作,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那场人为大灾难中,可说是威信全失了。

当公共事务还是政府的责任

採取这种观点的20世纪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共产主义阵营或西欧北欧社会民主党派,在二次大战中覆亡的法西斯阵营也多半如此。连美国这个高度信仰企业自由的国家,从小罗斯福政府试图对付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一系列举措以来,对企业经营都是层层管制,而重大新兴事物多半由各级公部门机构来规划执行:从建设纵横全国的高速公路系统、到扑灭传染疾病的计画、到公共住宅的兴建、到妇女儿童营养的改善。大学里面:理工医农、公共政策、乃至各种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学研究,往往或隐或显地服务于这些重大国家政策。事实上,兴办大学往往也是这组公共政策的一环。

除了已经工业化了的「北方」国家之外,二次大战后,前殖民地纷纷独立所建立的新国家,或者在拉丁美洲试图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各国开明派政府,固然一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兴办这些进步计画,但也多半认为「发展」这回事,就是以各种方法厚植国家服务人民的公共需求的能力。如果当时的政府是在外来殖民者或其傀儡手中,因而没有意愿推动「真正的发展」,则人民必须发动民族解放斗争来争取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如果独立了的国家掌握在少数独裁菁英手中,而不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需求,则必须发动民主抗争来让「真正的发展」成为国家的目标。如果独裁菁英背后有帝国主义势力撑腰,则群众需要的是「民族民主斗争」。总之,为了让现在「社会企业」运动矢言要实施的这些措施能够实现(虽然实现的道路或许有各式各样),千万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求牺牲换来同胞未来的幸福。

美国在1960-1975年打输了的越战,或许是20世纪这种「第三世界民族民主斗争」最尖锐而具像的冲突。但尖锐程度不同的冲突几乎遍布全球。面对这些「求发展」的渴望,美、英、法、日等前殖民国家及其最主要的竞争者──苏联阵营与后来的中国──纷纷提供大量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给前殖民地国家,开办各种「发展计画」,除了明摆着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之争外,许多还真的是真诚地希望这些计画能够改善被援助国人民的状况。

台湾农村社会与经济在1950-60年代的改头换面,以及1960-70年代的工业起飞,各种美国援助计画的关键角色是不可否认的。在这数十年的发展援助潮中,联合国的许多下属组织不仅仅扮演了协调的角色,也成为辩论各种发展议题的论坛:发展组织(UNDP)、粮农总署(FAO)、世卫组织(WHO)、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等。虽然台湾不在联合国体系已久,对它们有点陌生,但是大家仔细爬爬这些组织的网站,本书的各种「社会企业」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多半都在联合国这些庞大的体系中讨论过、尝试过、总结过。

社会主义体系制崩溃,资本主义是唯一的选择?

美苏竞争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苏联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苏联集团的正式瓦解,第三世界的各个贫穷国家从全球地缘政治中双方竞相争取的对象,变成可有可无。而富裕资本主义国家中,在1930-70年代,统治阶级往往担心国内贫穷社群的问题如果没有好好解决,它们就会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天然支持者。到了1980年代,从英国的柴契尔开始,统治阶级可以安心地指着苏联中国崩溃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告诉人们「别无出路」───别再指望有一个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愿景了,我国当前这套不管让你多不满意,已经是永垂不朽了。

就这样,20世纪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与工业国家的各种改革与革命潮流,灰溜溜地结束了。但是,以往20世纪各门各派知识分子、政党群众藉着讨论「国家的出路」、「社会的未来」之类的巨大问题所想要挑战的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困境,并没有因而消失:某村的妇女还是每天要去挑水、某乡的疫病还是缺医少药无法根治、某国的孩子还是普遍上不了学,而贫穷国家与地区的人们用脚投票,有办法的纷纷离乡背井到富裕国家打工去。1980年代起中美洲与墨西哥人民开始大量走向美国;2010年代随着中东北非战局,成千上万人甘冒生命风险逃往欧洲,其中许多是「经济难民」──换句话说,是逃荒、而不是逃兵灾。而富裕国家的许多国民对此愈来愈觉得不能忍受,因为随着自己国内的贫富差距三十年来的不断拉大,国内工人阶级贫穷问题已经益发明显,那能容得再来更多人抢头路?

市场主宰一切,做生意可以是做慈善?

「社会企业」的口号,就是在这个时代脉络中出现。在1930年代以前,「社会关怀」与「企业经营」对有钱人来说,是生活中截然二分的两面:企业经营不择手段、只为私利, 赚了钱再来「回馈社会」、做慈善、积功德。2014年台湾爆发的顶新劣油案食安事件引发众怒,一部分就在于,民众们发现,原来台湾数一数二的企业家兼慈善家,对自己立身处世抱的是这种非常老派的价值观。1930-1980年代左右,「社会企业」的说法也难以想像:那些都是各级政府该做的啊?政府不能做?不愿做?没能力做?那该问阻碍何在。能改革的,就推动改革吧;该革命时,就发动起义吧。但是在推动国家来改革社会这个想法,差不多已经被认为过时的时候,当市场似乎主宰一切的时候,如何改革企业经营的手法,让做生意跟做慈善成为同一回事,看来还是值得严肃思考的。

本书所探讨的「社会企业」的个案,及其所分析的各种弊病,应该让我们好好检视,这会不会是深思辩论大问题找不到出路时,一种偷懒的习惯性思考?这些个案往往花更多时间精力在募资行销与形象打造,而更少在探究服务对象的需求、让服务对象能够发声参与。如果换到选举政治的场域,人们或许就容易辨识出某种风格的政党或候选人是来骗票的,跟以前那些差别不大。但是,把自己摆在企业与市场中,这些风格反倒显得清新了。

《静思语》说「慈悲没有敌人」。真的吗?当有人竭尽心力把慈悲拿来包装行销的时候,或许这就是慈悲的敌人。

社企是门好生意?社会企业的批判与反思

作者:徐沛然
出版社:时报出版